今遇“凉”缘——共赴一场浪漫邂逅之旅

（《系辞上传》第六章）乾坤在空间上是无限的，在时间上也是无限的，因此它就是宇宙的奥妙。

汤用彤先生明鉴于此，精辟地解析了化胡说产生的深刻历史必然性：汉代佛教依附道术，中国人士，如襄楷辈因而视之与黄老为一家。他还指导研究生王维诚完成了学位论文《老子化胡说考证》，并写有《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审查书》，于1934年共同发表在《国学季刊》四卷二号，取材详备，论据周密，引起学界重视。

汤一介先生所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全面继承发展了汤用彤先生道教研究的成果、方法和思路，同时提出不少独到见解，揭示了早期道教的发展历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汤用彤先生未竟之志的继续。《汤用彤全集》第7卷，第684-685页） 汤用彤先生的研究初衷虽然没有完全展开，殊为可惜，但在其努力中可以看出，他的道教研究体现出比较宗教学的方法。饶宗颐先生认为守一一词见于《庄子·在宥》之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汉代佛经中的守一以格义释之较妥。1954年他不幸患脑溢血，使这一可能改变中国道教研究现状的宏伟计划付之东流。襄楷亦称宫崇为琅琊人。

道家养气之方曰吐纳，吐纳者亦犹佛教之安般。汤一介先生对守一思想的发展进行了详细考察，指出：守一或守真一在道教理论体系中非常重要，它正是把个体的人与作为宇宙本体的道联系起来的桥梁，人成仙的关键。可是，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同见于《小畜》《小过》等异象同辞的实例，却明显与象数派同辞必同象、异象必异辞的信念发生冲突。

一旦指明某个《易》辞背后的象数依据，对此字的注解便可宣告终止。由于同音《易》辞与小学中的通假一样符合声音相同或相近的条件，故焦循借用假借这个语词对其加以指称。周公之爻辞，即文王彖辞之笺。关键在于，焦氏易学所认定的通假字是不能替换的，否则就会伤及文意。

确切地说，该书的大半篇幅都是在详细疏解训诂假借与卦爻运行的对应关系。与祭连类而言，则借豹为礿。

但孔子之后，经传本义终随历史的推移逐日淡去，所幸后儒的只言片语中仍残存着一丝消息。尽管《易》辞看似各成文理，但其实不过是一个个象数标记符的逐字拼接。归根结底，焦循与虞翻、惠栋等人一样，虽然对《周易》经传作出了极为细致的疏解，心思却始终拘限在象辞相应的窠臼之中。对他而言，通假、假借、转注的详细区分，旁证是否充分，都不是易学本身关注的问题，无妨从略。

也就是说，无论思想实质还是表达形式，孔子之传均无异于文王之经。孔子之十翼，即彖辞、爻辞之义疏，而非如经生之所为义疏也。该书曾被时人推许为石破天惊之作，并对此后易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或旨在判定爻变次序之当位失道，如吉字指示当位，处寡孤等字指示失道，凶字指示失道或者成两《既济》，匪字指示初四、三上接连失道，艰难专指接连失道成《需》《明夷》。

究其根本，焦循在经传问题上的态度之所以与众不同，乃是因其对象辞关系有着异于前人的理解。这一前提，注定了汉代经师解《易》的目标之一即是将同辞归于同象。

焦循将亨字一概解作旁通卦组之初四、三上后于二五，而朱熹依其训诂学的知识，认为‘亨‘享互为假借，朱说胜于焦说，于义为长。这样看来，易学立场的评判应当比小学层面的褒贬更加公允，可事实并非如此。

如《比》初六有孚比之，无咎。如此一来，《易学三书》便完整涵盖了三圣之《易》的全部内容。显然，焦循关于三圣作《易》的所有讨论都是围绕象辞相应这一中心展开的，实质还是为了强化《易》辞指示卦爻行动这一论点。不于辞中求其行动之用，是知有棋而不知有谱者也。有孚盈缶，终来有他，吉十五字，何以一气贯注？须字字承接讲明，此纵之能通也。焦氏《易学三书》，被称为‘石破天惊之作，而其实割裂文义、支离破碎，不可卒读。

假此以就彼处之辞，亦假彼以就此处之辞，如豹礿为同声，与虎连类而言，则借礿为豹。在义理的层面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所系之辞，都是对同一易道的文字言说。

不知经与传互相参补，舍经文而但释传者，亦非也。盖‘天子圣哲四字自成文理，实平上去入之假借。

我们知道，作为六书之一的假借，其实是一种造字法的补充，即在某字有音无形的情况下用同音字填充该字，不另造设一新字形。里堂所悟之旁通比例，自有其突出创发之贡献，惟郭氏以《易》从例之一语，则已指出其病原之所在矣。

潘雨廷先生将焦氏此举称为扫辞，可谓极具慧见：焦氏之书……是犹发展王弼之扫象而扫辞。彖、象之辞，含而未明，则补其所未言，以申其所已言。这一点，即使从其假借说《易》对古音知识的娴熟运用中亦可得知一二。不过，这种差异只关乎细节而无涉于本质。

依此推断，焦循假借说《易》的发明未必不曾受到汉代经师的启发影响。正是解得其参伍错综之故。

义存于‘密云不雨，自我西郊之中，而‘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则无义理可说也……又如作琴谱者以勹乚艹等攒蔟成字，一望似不可解，乃一一按而求之，其音之抑扬高下随谱而传。焦循认为，孔子学《易》韦编三绝，只能从文王系辞的特殊角度寻求理解，绝不可由此污蔑圣人的智性不足。

《乾》之元字，当与《坤》《屯》《讼》等卦的元字合观，君子亦须与《易》辞全篇的君子二字互参。也就是说，那些在《周易》全书中只出现过一次的字词与其通假字或近义词之间结成的同辞关系应与重出《易》辞等量齐观。

以小学的立场观之，上述批评可谓道破实情、切中肯綮。究其根本，历代学者总有其各不相同的讨论面向或表达诉求，所以才不厌其烦地对《五经》《四书》等原始典籍予以重释。圣人精心构设同辞标记，一则提示出系有同辞的若干《易》卦可由卦爻运行相连一体，再则令后学从中悟得每一字词的象数内涵。近世儒者多知其说之非，而欲于孔子十翼为彖辞、爻辞之义而不俟他求。

既然二者皆在揭示伏羲发明的卦象变化，则三圣之《易》即应视为互诠互显、相即不离的统一整体： 说者谓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其二便是缺乏例证，只凭声音就自由心证地认定为通假。

然而，他并不直接给出爻变规则，而是将相同字词系于具有象数关联的若干卦中，令学者顺循同辞标记自行参悟。最终，在象辞相应一一落实后，再把分解的《易》辞按经传原本的次序重新拼接，并逐爻逐卦地加以疏解。

由此可见，使未知《易》辞通过音和义的引申过渡转化为已知的象辞相应，正是汉易确定逸象的方法之一。赞之以《彖传》《象传》，犹恐其未明，又赞之以《系辞传》《说卦传》《文言》《序卦》《杂卦》诸传……此孔子赞《易》之功，所以广大而通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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